文/曾水清(安吉振民高级中学章振民推荐阅读)

      母亲去世虽已12年了，但我对她的怀念并未随岁月的流逝而淡漠。每当想起她那苦难的一生，总有揪心的感受。

1947年秋天，久病不起的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比划了三个不同的高度后，就与世长辞了，听母亲讲，父亲去世时双眼不肯闭上，是母亲用手合上的。父亲不仅未留下任何财产，而且还欠下60多元的治病的债。他比划的那三个不同高度分别表示不满一岁的我、7岁的二哥和13岁的大哥，母亲能养活我们弟兄三人吗？父亲带着满腹忧虑、最后的嘱托，不放心的走了。

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是最沉重的打击，接着她也病倒了，呱呱待哺的我由于无人照料，以至口腔化脓，留下牙齿残缺不齐的终身缺陷，有一位好心的北方人，同情我家处境，想收养我，母亲坚决不肯：“死鬼子（母亲总这样称呼父亲）将孩子托付给我，我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将他们抚养成人。”父亲去世，母亲病倒，使我们这个家就象漂流在激流中的一叶无人掌舵的扁舟，随时都有沉没危险。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坚强的母亲终于从痛苦中站了起来。

靠什么养活全家呢？母亲望着几张正待发育长大的嘴，忧虑重重。经多方想办法，母亲托人将大哥送到汉口当学徒，由托舅舅借了一点小本钱，做小贩生意，从县城购买物品，到乡村贩卖，利用两地的差价维持全家生活。无论严寒酷暑，落雪下雨，母亲冬天一双草鞋，夏天一双赤脚，来回80多里路，途中还要翻过两座山，百来斤的担子，挑在她瘦弱的身上，压在她疲惫的心里。

那个年代，妇女要裹足，而我的母亲却留下了一双大脚。母亲只有6个月和6岁时，外祖母和外祖父相继去世，留下唯一的舅舅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讨过饭，当过童养媳，风里来，雨里去，哪还有裹足那“福份”，设想如果母亲象同年代的妇女一样裹了小脚，我还真不知道，全家能否活下去。

过年过节，别人往家里走，母亲却往外走。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的大年三十，天未亮母亲就上县城了，直到深夜才回家。那次母亲挑的担子过重，下山时脚板一滑，折断了扁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母亲站在雪地里，开始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想出办法，将两个箩筐轮流向前移，就这样一步一步，硬是移到了家。过了大年初一，母亲又挑起担子到四乡叫卖。

读完初中，我见母亲太辛苦，不想再念书了，母亲听后非常生气：“我没能力让你大哥、二哥念书，你的书拼了命也要念下去。”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十字路口上，是母亲支持着我，指引着我，使我没有迷失方向，把我从辍学的企图中拉了回来，上高中时，母亲已临近60岁了，为了供我念书，她漫山遍野砍柴，挑到集镇上卖，一次不慎，将左手的中指几乎砍断了，留下了该指头伸不直的残疾。

不负母望，我考上大学，入学后，为了不再增加母亲的负担，我谎称自己的衣食住行全由学校包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年夏天，母亲来到学校看我，见我赤着脚，穿补丁衣，床上没有蚊帐，没有席子，就一张光板床。看到这情景，母亲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不停的说“母亲没用，让你受苦了”。和其他同学相比，我是困难些，以至有人送我“赤脚大仙”和“破裤裆”的雅号。学校曾给我补助过一床蚊帐，但有的同学认为蚊帐对于我是多余的，他们将这床蚊帐撕掉，拿去画了油画。生活上虽苦。但我并不抱怨母亲，我相信生活在这种家庭的孩子，都能理解母亲，不会对累到极限的母亲再有苛求。我觉得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犹如过海。家境优裕者，由父母抱在怀里，享受抚爱，有旁人驾船渡到对岸；次者，得由父母自己驾船，孩子受到较少照料；对于一无所有的父母，只能用泅渡方式将子女送到对岸。后者在旅途中虽遭受多种危险和磨难，却能更深刻感受到上辈的至爱。我上了大学，可以说母亲已将我渡上了岸，怎么能让她再操心。想到这里，我的眼圈也湿润了。母亲离开学校时，将仅有的5元钱硬塞给了我，我并未用掉它，而是拿去为母亲买了治头昏的药。

母亲未因忙于为生活奔波，而忽视对我们的教育。母亲比喻小孩就象一棵小树，不良习性应从小纠正，否则，等树长大定性后再想弄直就难了。孩提时，母亲常给我讲一个小孩偷鸡蛋的故事，这个小孩在小时偷了邻居家一个鸡蛋，家长未及时制止和教育，长大后，这个小孩沦为大盗。尽管母亲拼命操劳，但经常还是上餐不知下餐。更谈不上吃零食，就是到过年过节，家里还是连一粒爆米花也看不到，见别家小孩吃好的，我们也不眼馋。在母亲的管教下，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这是自尊自爱的启蒙教育，村子的人也讲话：“云姑（母亲的名字）的小孩，饿成那个样子，也从未偷一点别家地里的东西吃。”有次，二哥上街卖柴，学别人将石头塞到柴里多赚了钱，母亲知道后，狠狠打了二哥，并罚当天少吃一顿饭，使我们从小就明白，不能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店主对大哥不好，三反五反运动时，母亲特地赶到武汉，再三叮嘱大哥不要趁机整人，使我们从小就知道，为人要正直，小时留下的印象就像烙印，很深很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980年，我获得西德科学院“曼爱克---普兰恩克”（Maic—Planck）学会的奖学金资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学生，赴该国学习。如有人问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事是什么？我会毫无选择的回答：“母亲送我去留学。”这并不是我为能留学而骄傲，而是这句话能凝聚复杂的感情，其中含有母亲的喜悦，母亲教育的成功和我对母亲的回报与感激。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临行前回乡下与母亲话别，年迈的母亲送了我很远很远，后来她走不动了，便靠在一颗树旁。当我快翻过山梁再回头看时，见母亲仍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仿佛一尊雕像，这尊雕像在我心中愈升愈高，愈散愈开，最后笼罩了我，这可能就是母爱。

我出国后，母亲就病倒了，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在信中他从未提生病的事。1982年我回国后不久，母亲就病故了。在母亲弥留之际，我哭成泪人，自责未能尽一点孝心。母亲却安慰我：“你能记住我的根本就算尽了最大孝心。”我不禁要问苍天：母亲，这个世界上最圣洁最伟大的称呼，难道就意味着只有付出，没有索取？难道就意味着苦到尽头，就要魂归九泉？上帝对母亲实在太不公平。母亲，您放心长眠吧，您的根本，我们弟兄三个人一定永生不忘，您虽和我们永别了，但您那“自立、奋斗”的精神将继续养育我们终身。每年清明节回乡扫墓，站在母亲墓前，我总觉得那山谷里的松涛声仿佛就是母亲当年为生活挣扎的喘息，那山间流水仿佛就是母亲流淌的汗水，那通往县城的赤褐色的路仿佛就是母亲的脚被冰雪划破后留下的血迹，……。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曾激励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重温这种感受，必将能使我在今后的人生征途中步子走的更正、跟稳实。（作者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